【视频】书院精神与大学之道-启明学堂
书院精神与大学之道
——孔子的启示
第八届书院传统和未来发展论坛
2018年8月于北京
郭昊龙
在传统社会，书院是讲学传道之所，担负着唤醒个体生命，延续文化命脉，引领时代精神之历史使命。书院教育首先是要成就人的精神、境界、人格与生命，并以此作为所有学问的根基，事业与人生的统帅，这也就是《大学》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传统社会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核心理想、终极信仰。在此目标、理想与信仰之下，才可能真正将个体生命融入国家民族的生命，天地宇宙的生命，真正成就一个心怀天下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一、为什么要谈书院精神与大学之道
近百年来，在中西古今的冲突中，我们的大学已偏离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以知识和专业为中心的高等专门教育。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科学化，体制化，功利化。
科学化，是指我们在文化方面，受近代以来的科学思维影响巨大，视野被不断细分的专业所局限，头脑被科技所带来的海量信息所淹没，而缺乏深度的文化自觉、自我修养、内在反思，许多人信仰迷失，精神空虚，价值失范，向外逐求，强作妄为，身心冲突，知行分离，这是人的异化；同时，教育很多时候，也习惯于用主客二分、心物二分的科学思维方式，用西医方法来应对和解决问题，局于现象，割裂整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非从个体身心的源头和根本来解决问题。体制化，是指我们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不能充分地释放和提升，很多时候依旧被行政体制与应试标准所限，不能自由而自觉地学习和思考，并与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连接和互动，有僵化倾向；很多时候，我们是对外在标准负责而不是对内在良知负责，对行政要求负责而不是对社会需要负责。功利化，是指我们被外在经济潮流所影响，有急功近利的物化倾向，重利而不重义，重物质而不重精神，重结果而不重过程，重眼前而不重长远。而书院精神，正是这三化的对症解药：科学化，以人文修养解之，自觉自立；体制化，以自由讲学解之，师承互动；功利化，以尊道贵德解之，超然忘我。
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真正的大学，或者说高等教育，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知识、课程或专业为中心，更不是以硬件设施为中心，而这正是传统书院所强调的。书院为人师、明师、大师所主导，所传授的是生命之道，所成就的是人的精神与人格，所贯彻的是日用常行。人，才是道的真正载体；人，才是知识创造与运用的主体。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唯有人师、明师、大师才能将下学融入上达，将做事融入做人，博而后约，通而后专。师之所在，学之所在也。只有一个觉悟的生命，才能唤醒生命的觉悟，而知识、方法、制度、场所，都是从属于人的。人只要觉悟，处处都是大学，处处都是书院。孔子所在处就是杏坛，阳明所在处就是道场，西南联大众大师所在处就是圣殿。除非一个人自觉自愿讴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教育从根本而言，就是一个唤醒的工作。教育所强调的永远是修身为本，是个体的质变，即个体从深度的觉悟中让精神脱胎换骨，而不是获得一点外在头脑的知识；教育须以个体的质变来带动群体的量变，以深度的觉悟来统摄知识与技术。这就是大学之道。
书院精神就是大学之道的体现。新时期的书院与大学，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接通圣贤万古长青的精神生命（这也就是所谓心传与道统），明明德（内圣，自觉），亲民（外王，觉他），止于至善（内圣外王统一，内外觉行圆满），从而，将生命之自觉贯通于一切实践之中，明体达用，内圣外王，让国学成为一种精神信仰与生活方式，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下面，我们就以孔子为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即知与行两个方面，此二者是一个整体），来谈一谈书院精神与大学之道。为什么以孔子为例。最早的书院，其实就是先秦时代的私人讲学，而孔子开私人讲学之先河。而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文化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因为孔子在周道衰微、礼崩乐坏的现实环境中，以布衣之身，勇担文化使命，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或者说是礼乐文明之集大成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存亡续绝，继承创新的重要意义；他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将以往贵族垄断的官学传播于民间，由此下开百家争鸣之局面；他将柔顺相礼、避害全身之小人儒，提升为刚健担当、以天下为己任之君子儒，为后来中国社会士之阶层形成及其价值标准建立奠定了基础；并为周朝礼乐文化找到了“仁”这个核心精神，为个体树立了修身典范，为社会树立了大同理想，奠定了我们民族2000多年来文明发展的根基与方向，堪称万世师表。古人有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些评价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不管孔子是否真正达到这个地步，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孔子是文化的巨人，民族的光辉，世界的典范。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就是要重新认识孔子为什么办学（这比如何办学更为根本和重要），重新认识孔子具有恒久价值的精神、人格与思想，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修己以安人，内圣而外王。虽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人文精神依旧万古常新，高山仰止，难以超越，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不灭的航标与灯塔，穿越层层迷雾和骇浪惊涛，永远指引着我们生命的方向。
二、孔子的理论启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中国传统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内圣外王之学，这是不仅仅停留在头脑中的所谓思想与学说，从根本而言，是与历史文化、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身心性命之学，内在体证之学。近代科学技术之所以迅猛发展，是因为我们严格地付诸外在实证，同样，传统人文之所以大师辈出，是因为我们严格地付诸内在体证。如果说科学是实验外物，那么，人文就是实验身心，其工夫有严格的要求和次第，如《大学》（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之止、定、静、安、虑、得之工夫效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次第，孟子之信、善、美、大、圣、神之工夫境界（《孟子·尽心下》），不耳濡目染，切实体证，就难以领会和言喻（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文化要有师承和心传，孔子为什么不轻言性与天道）。总之，传统文化的核心，也须象科学技术一样严格地付诸个体的内在体证，自觉、自修、自立、自强、自证、自得，这也是传统文化能够成圣成贤的核心所在，这也是一切学科中的基础学科（正如同科学中基础学科的发展直接决定了应用科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而言，科学与人文之方法与精神都是相通的，人文之反身而诚（内在求诚，觉察是否合乎内在的自性明德、良知良能）就是科学之实事求是（外在求真，与客观实际相符），是同一种精神在不同领域的体现。
孔子为学的总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四个层面或方面，将天、人、物、我一以贯之，或者说将天地人一以贯之，由体及用，由内及外，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由精神到器物，此即内圣外王之道。王者，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之三才，一竖为个体自性明德之觉悟，天地人一以贯之，即明德贯通天地人；这样，才能成为最高的管理者——王，管理天下；圣（繁体为聖）者，耳通于外物，口宣示表达，即仰观俯察，参赞天地化育之道，才能身为最高教育者——圣，化成天下。这也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能贯通天地人等一切方面（全部学问无非四个方面：与己，与人，与天，与地）。我们由此切入，做一个较为深入的阐发。
“道”，横亘古今，弥纶天地，化育万物，无形无象。“道”从客观而言，是宇宙之根本规律、源头、本体，独立自存，与物无对，无法描述，不可思议（西方称之为上帝）；“德”则是“道”所具体显化的，具有不同特质的事物（重在个性）；“道”是从宏观整体而言，“德”是从个体内在而言。我们可以说道为体，德为用，道为阴，德为阳，道为形而上，德为形而下；在此，体用、阴阳、形而上与形而下，可以相互转化，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整个天地宇宙的运行。“明德”，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所独具的，认识万物，能动自觉的天性德能（此为共性）。“明德”为天或道所赋予，与天相合，与道相通。“明明德”，即使个体内在之“明德”不断自觉，扩充至极，超越后天自我，恢复到先天与天相合，与道相通，万物一体，心物一元的光明圆满的状态，此即为“至善”。
“道”代表“天”的方面。“志于道”，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开放无执、参悟探究、精进提升的状态，这是生命自觉或文化自觉的体现，志存高远，终极求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超越自我，超越阶级，超越社会，超越国家，超越民族；“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卦·文言》），“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象山语），与人合一，与物合一，与天合一，与道合一。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为学和为道的认识对象、方法与功用都不同：为学是横向发展知识，为道是纵向提升境界。为学是一生万法，为道是万法归一。为学是做加法，增加后天的知见、技术、经验，从而，知识不断拓展、细化、专深；为道是做减法，减去后天的知见、妄念、习气（儒家则强调同时要扩充内在本有的自性明德，良知良能），从而，返本还原，明心见性，与道合一。西方说，对上帝的认识只能诉诸天启，而非人之智力和头脑所能及；中国说，对“道”的认识只能无为、无我、谦卑、虔敬、臣服、领受、顿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要尊师重道，强调权威，强调信，因为中国文化首先要传的是形而上的“道”，而不是形而下的具体知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只有先把心调到位，全然信任，放下自我，才可能直接感应和接收高维度、高能量的智慧，生发万物一体的仁心。这是一个没有上限，至诚无息，止于至善的过程，这只能诉诸信心、信念和信仰。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论语·述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些都是一种超越自我，志道求道的精神状态，即内圣。而同时，在孔子那里，“志于道”还体现为外王的理想，即推己及人，修齐治平，直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即所谓外王。这也就是后来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中所系统总结的所谓“三纲八目”（朱子所分）的内圣外王之学。
“德”，“德者得也，（道）得之于己，无待于外”，其使个体自觉、自立、自强、自足、自得、自律，是“道”在个体之体现，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为“明德”，个性为气禀与才华）。求道从哪里求？不是向外求，而是从个体内在的自性明德入手。“明德”能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但其自身无善无恶，或非善非恶），洞悉几微，明察秋毫；“明明德”，即扩充先天之“明德”自觉，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至诚无息，着实用功，从而去除后天之知见习染，恢复先天“明德”之光明本性；其在超越自我，上达于“道”的同时，也下达涵盖自然与社会，表现为道德理性（仁）与工具理性（智）两个层面，或者说是“仁”与“艺”两个层面（它们都为“明德”之用，下达即所以上达也），人与地两个层面，从而人己合一，心物合一。“德”代表“我”的方面，或者说是“己”的方面。“据于德”即个体切实立足于内在的自性明德（而不是立足于外部标准与权威，成为他律或迷信），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子思的《中庸》就强调一个“诚”字），自觉，自足，自得，自由，自立，自强，切实以此为根据，为标准八路中文网，为目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以及赞同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自在安然，不愿乎其外的生命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内明之学，内证之学，为己之学，以人为本，以自为光；这是中华文明这个人本文明立基所在。我们今天要确立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要建立精神信仰与道德体系，首先要明明德，即唤醒个体内在的自性明德；民族的复兴，就是一个个个体明德的复兴；民族的自立，就是一个个个体明德的自立。从根本而言，个体之自性明德，就是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根基（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明德），一切教育与管理，道德与信仰，知识与技术，如果不切实落足于个体，唤醒明德，自修明德，都将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就有可能失去自觉，而流于僵化、物化、异化（因而要君子时中，持经达变）。只有从明德深入，才可能逐步扩充提升，内圣外王；这是人类内在的“明德”对于“道”恒久不息追求，对于“道”坚定不移的信心、信念与信仰。科学始于怀疑，人文根于信仰；根于对文化的信仰，对圣贤的信仰，从根本而言，就是对自己内在的自性明德的信仰（“据于德”）。真正的信仰是一种全然打开，全然接受，全然投入的生命状态，即明德充分自觉，头脑的全然放下。信为道源功德母。有信仰，才能有诚心，有虚心，有恒心，有专心。有信仰，才能有定力，有慧力，有勇力，有魄力。有信仰，才能超越小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信仰，才能拓展大我，自立，自强，自修，自证。有信仰才能，安贫乐道，无欲则刚，修身俟命，乐天知命。有信仰，才能内聚精气神，外生真善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信仰，才能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勇于担当，逆流而上。有信仰，才能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只问过程，不计结果，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有信仰，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信仰，才能理想远大，气势恢宏，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家国。有信仰，才能修齐治平，天下为公，万物一体，四海一家。而“明明德”的核心法门，就是以至诚之心，至善之心，直接接通历史上伟大的、觉悟的心灵（师承），同频共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诚无息，止于至善。西方的《圣经》，直接接通耶稣基督的心灵，认识上帝；穆斯林的《古兰经》，直接连通默罕默德的心灵，认识真主；而我们则需重新接通孔子等古圣先贤的心灵，认识大道。“德”在老子那里是内在的求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尊重本性自然，减损后天的知见和欲望，返璞归真，回归天道，强调做真人、至人；而在孔子那里，则是内在的求诚，上接天道，下开人道，扩充先天的自性明德，注重后天的礼乐教化，强调做善人、仁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仁”，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特质，从狭义的方面而言，代表“人”的方面，或社会方面，具有道德的性质；从广义的方面而言，或者说孔子所说的“仁”莫克和甜甜，就是“明德”，上通于“道”，贯通形而上与形而下，下学而上达，是一种人己合一、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因而，一个人社会层面的道德行为做得再好，孔子也不轻许之以仁，其外在之德行，必至于内在不可言传之性与天道，即上达于“道”与“德”，才可谓之仁。关于“仁”，孔子也只称赞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依于仁”就是个体将“明德”贯通于人伦社会、日用常行，“极高明而道中庸”，理解感通，换位思考花吻在上，推己及人，行本忠恕，一以贯之，“己欲立而立人千金填房，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而外在表现就是：“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处理人际关系，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也是“明德”之用。
“艺”，主要是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可以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即所有与“道”相对的形而下的知识，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其代表“物”的方面，或自然的方面。“游于艺”，即明德在物之体现，在认识物，或掌握知识技术的同时，又不拘泥于知识技术具体的物用价值，正如孔子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而在掌握知识技术的同时，拓宽思维，超越自我，与物合一，注重“艺”对于个体怡情养性之功，入道成德之效，通权达变之用。如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怡情养性之功；如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以及从师襄学琴，不仅仅拘泥于技法，而是直至领会琴曲中文王之精神与为人才作罢，就是入道成德之效；如孔子强调对于知识的运用，“诵诗三百心急如焚造句，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以及“举一反三”（《论语·述而》），“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就是通权达变之用。“艺”只有统摄于“道”、“德”、“仁”之下，“艺”以载“道”，“艺”以达“道”，才能获得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无穷的创造妙用。
合而言之，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大学之道，就是“明明德”，就是天地人一以贯之，范围天地，横亘古今，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彻内彻外，彻上彻下，这正如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上所说：“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碌卡歌词，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此，我们看到，个体由“诚”而上达，从“尽其性”（“据于德”）到“尽人之性”（“依于仁”），而后到“尽物之性”（“游于艺”），直至“赞天地之化育”（“志于道”），穷理尽性，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分而言之，“志于道”、“据于德”是内圣，“依于仁”、“游于艺”是外王。外王根于内圣，涵摄于内圣，因而，践行伦理道德和发展知识技术，必须以深入认识“道”与“德”为前提，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统一；这是古今不变之至理，无论是在人文时代还是科技时代，农业社会还是网络社会。
“道”与“德”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可谓大矣。大到什么程度？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今天西方文明之“上帝”（相当于“道”）与“民主”（相当于“德”，其核心是个体理性，自由意志）之理念在其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你能想象西方文化如果抽掉了“上帝”与“民主”两大理念后会是什么样子吗？只能是整个文明大厦的土崩瓦解。“道”与“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和较正力量，是确保社会和谐与文化创造的内在精神根基。各学派，各阶层，虽然观点有所不同，利益有所不一，但都自觉不自觉地统摄于“道”，或“道”与“德”这两个根本理念之下。即便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形成后，对于“道”与“德”的认识由于政治原因而逐渐脱离其本真，发展受到局限，但对于“道”与“德”，特别是对于“道”的尊崇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对于“道”的信仰并未受到真正的质疑，皇帝即便君临天下，也要屈九五之尊，拜孔祭孔，奉之为“至圣先师”；在此，道统君临于政统之上，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对于“道”的信仰真正开始动摇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而今天，我们不禁惊呼，中国人怎么没有任何信仰呢？此非一日之功也，其由来也久矣！这是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所损失的最大的一笔无形资产，是当今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本源头，其损失之惨痛，无论如何说都不过分。我们今天民族复兴之伟业，一定要重建“道”与“德”，立基“道”与“德”。
三、孔子的实践启示：文化为要，实践为本，勇于担当，知行合一
内圣外王之道，首先是拿来修己的，而不是治人的；首先是做践行体证工夫，而不是做知识学问体系（先立其大者）。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出了很大的问题，僵化、异化。这很大程度上不是学习内容的问题，而是学习方法的问题，即理论与实践分离，知与行分离。从客观而言，这与秦汉大一统之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科举制度的异化有很大关系。政治环境的大一统，固然有利于文化的统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同时也抑制了文化的发展，局限了思想实践的舞台，因为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打江山了，而是要坐江山，而且想一世、二世乃至万万世，因而，很自然地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仅要利用一些思想，甚至需要抑制或扼杀一些“异端”。而强调稳定的社会人伦关系的儒家思想就首当其冲地于被列于利用之列。如儒家所强调的仁义道德、良知良能，本来是一种人的内在本性莫泊桑拜师，就如同食色之性，大环境不出问题，本可以通过教化来自然生发，即不是通过外在规则制度来规范要求，而是通过处于高位的教育和管理者自身的修为来教化引导，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而后世有些统治者却带有个人目的地刻意提倡和要求，后来又被腐儒们发展出一大堆条条框框，繁文缛节，知识体系，考试大纲，虽然外在之形式完备，但是内在之精神却没有了，这又怎么能教化人呢，只能适得其反，最后搞成个“以理杀人”。同时，大一统之后，统治者也不会再投入血本来养士，而是通过科举，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太宗言），从维护“安定”的角度出发，最好天下人都将精神耗在书本上（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以满清的统治为甚。而且，尽量不要读太有思想性的书，读一点专业类的书最安全，既听话，又出活，最有利于被统治。科举制度的建立虽然在为国家选才方面功不可没，但后来逐渐异化，为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服务，与社会实践相脱离，将本来是从鲜活的社会实践中生成和凝炼的经典与智慧，变成了强调标准答案的应试之具徐合民，变成了强调功名利禄的发达之途，从书本出发，从政治出发，造就了一大批书呆子、酸秀才、御用文人。而这也正是后来书院教育兴起，所要克服和对治的问题；将举子应试之学，变成身心体证之学，将功名利禄之途，变成入道成德之途。
儒家思想，或者更广泛地说，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如果真正按照孔子自身的学法，是不会出问题的，至少不会出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孔子本人的社会实践（外王）与学习实践（内圣）两个方面来作一个分析（这二者是一体之两面）。
从社会实践来看，孔子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早年丧父，少年在底层社会的困苦经历，使他能够更加体察社会与人心。后来孔子找到自己的贵族身份，步入上层社会，使他能够获得更大的学习空间与实践舞台，成德成人，并能对人报以同情的理解，推己及人，有教无类，周游列国，匡世救人。孔子也很擅长在实践中学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且强调行重于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孔子的社会实践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实践与教育实践，政教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不仅在鲁国，而且周游列国。虽然要说服君王，求个职位，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卖”出去，但“卖”也是有原则的，不是象后来的苏秦张仪那样迎合君王，而是以“道”来指导实践，以内圣引领外王。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等人的自由度还是挺很高的，一个国家“卖”不出去，就换一个国家“卖”；而当时还是一个买方市场，是人家求他（当时养士之风盛行，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都能被供养，因为大家都怕人才被别的国家抢走了），至少也是尊敬地供养他（特别是在卫国），因而，理想还是可以满高的，骨头还是可以很硬的，不象后来大一统了，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卖”的地方就别无选择了，只有一个皇帝可以“卖”，顾客是绝对的上帝，因而就不可能是皇帝迁就你，而是你迁就皇帝了，因而，理想不能太高，骨头不能太硬，尽量投其所好，多多和颜悦色。这样固然有利于“卖”产品，但这样“卖”久了，东西就变味了，走样了，变成了“伪劣产品”。但即便如此，儒家之思想也难掩其光耀，即便象鲁迅先生那样对于传统无情揭露、猛烈抨击的新文化运动闯将与斗士，也要满怀敬意地肯定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了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刷屏图片”（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孔子一直想用“道”来指导实践，但不幸的是，现实一直没能给他这个机会，后来他年纪大了，实在是“卖”不动了，就只好着眼于千秋万代，作一点保存思想与文化火种的文字性工作，以及专心授徒的教育性工作。删述六经，特别是晚年作《春秋》，这些文字性工作，是在充分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进行的，是生命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是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做的，而不象后来诸多一味考八股、取功名之徒，也不象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不得不为了个什么升学、文凭、工作等谋食之因，而拼命地做文字性工作，从而制造了很多学术垃圾，思想泡沫，生成了很多高分低能儿。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要为孔子庆幸呀！何止是庆幸，简直就是眼红嘛！他老人家当年要是忙着考八股、取功名，而不是将个体生命融入到历史文化的生命之中，投身到广泛的社会实践之中，还哪里能够成圣成贤、名垂青史呢？孔子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呀独步仙尘！《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习要随时随地，不断与实践相结合，做体证工夫，这是能够从心底生发出愉悦与满足的呀！但后来一变成“学而少习之”、“学而不习之”，就“不亦苦乎”了，满肚子知识“消化不良”，撑得反胃，哪里还有什么学习的欲望？因而，我们也就好理解，乱世为什么能够出英雄，出圣贤，出思想，因为乱世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与发展机遇，提出了迫切的新问题、大问题、真问题。先秦的诸子百家，没有哪一家不是立足于社会实践，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礼崩乐坏、社会失序问题理论与方法的。英雄与圣贤，思想与经典，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因而，从教育而言，孔子生逢乱世之大不幸，岂非其生命之大幸欤？
而如果从孔子的学习实践（内圣）来看如何学习人文与社会科学，就要分析一下他的自述年谱。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强调青少年的学习要先立志，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确立发展的方向与格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成年后在社会实践中真正确立价值观念、信仰根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明规矩方圆，知进退荣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就是在充分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其精神与思想，从形而下的社会层面提升到形而上的宇宙层面，渐入圣境，信仰坚定，超然忘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孔子自信其自身担负着历史文化的神圣使命，即便身处危难，仍充满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大概与孔子五十岁以后开始深入研究《易经》哲学有很大关系（很可能52岁当鲁国大司寇后才有机会接触皇室与贵族才能学习的《易经》），孔子研究《易经》，“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以致“韦编三绝”，即穿竹简的牛皮绳子都多次翻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深入不变之本体，认识变化之万象；并写出读书心得，即《易经》之《系辞》、《说卦》等文章（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所要培养的“哲学家王”也大概是这个年龄才深入学习“辩证法”）。而且，即便是研究《易经》这样洁净精微的哲学著作狱中望月，孔子也是与实践和修身紧密联系，他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而从容面对问题与困难，尽人事，听天命（“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超越本体与现象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人己合一，心物合一，天人合一，“极高明而道中庸”，臻于至善圆满之境。这也就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人的自由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总之，孔子以文化为要，以实践为本，勇于担当，知行合一，从而渐入圣境，天人合一，成为万世师表，这就是孔子给我们的实践启示。
四、继承创新，展望未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的书院和大学教育，必根于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孔子等古圣先贤的精神与思想，立基“道”“德”，返本开新，内圣外王，勇担此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之重任。
真正的儒家，修身为本，胸怀天下，仁义忠恕，推己及人。真正的儒家，行己有耻，弘毅担当，至诚无息，止于至善。真正的儒家，体中用和，持经达变，继承创新，与时俱进。真正的儒家，立足大地，仰望星空，身心和谐，知行合一。真正的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画前。真正的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学究天人，情通物我。真正的儒家，具同情之理解，超越之境界，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真正的儒家，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真正的儒家，中正不阿，独立不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正的儒家，苦心孤诣，殷忧启圣，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真正的儒家，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雍容大度，反求诸己，和而不同，位育万物。真正的儒家，德治为本，教化为先，存亡续绝，怀敌附远。真正的儒家，是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以明德自性为根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书院精神，这就是大学之道。
最后，我就以一篇《书院精神赋》，来结束此文：
纵观华夏，博厚悠久；极目神州，人杰地灵。逝者如斯，流风余韵犹存；江山多娇，英雄圣贤折腰。自立自强，民族复兴可待；宏图再展，文化教育是急。大楼雨后春笋，大师花果飘零；钱老痛心切问，我辈俯首沉思；江山人才不继，怎立民族之林？
国家强盛，教育先行；民族复兴，文化为要。要成高明之教育，必继悠久之文化；欲建不朽之功业，须育伟岸之英才。文化之血脉，在于传承创造，引领时代之潮流；教育之真谛，在于自由自立，超越世俗之名利。传统书院，传道之圣殿，研修之道场。人师主导，志气为先；修身为本，道体艺用；唤醒精神，建构人格；文化担当，胸怀天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学者，所以立德、立功、立言也。师之所在，道之所存，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学之所成，志之所尚，需切磋琢磨，克己精进。欲建现代之学校，须承书院之精神。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文精神，辉映古今。中体西用，阐旧邦以辅新命；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
回首百年，可歌可泣；中西古今，激荡交融。沧桑故国，励精图志之地；风云际会，狮醒龙腾之时。民族复兴，文化当仁不让；国家强盛，教育敢为人先。全球一体，顺应时代潮流；四海一家，重回汉唐盛世。作赋以明心，修文以载道。有志者必感斯怀，有为者当行此道。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启明国学研修
大学之道与治企修身
大学之道，与我们的事业和人生息息相关，可以贯穿于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特有的教育学、管理学与成功学。大学之道，让我们本立道生，境高识远，人和事兴，局大财多。大学之道，让我们生命绽放，让孔子不忧不惑，让颜回乐天知命，让曾参弘毅担当。大学之道，让我们找到成功的密钥，让王阳明、曾国藩成就不朽功名，让稻盛和夫立定百年基业。
传统文化与家道传承
为什么好的家庭能幸福和谐，兴旺发达，人才辈出？因为他们掌握了家道的核心法门，进行了深度的文化传承，累积了巨大的无形资产。百年传家无非积善，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深厚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家道、家学、家风、家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延续着家族的血脉与亲情，而且延续着民族的精神与慧命。历史上若干成功的案例，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如颜之推、钱镠、曾国藩、梁启超等，这对于我们今天复兴民族精神，和谐家庭关系，重建书香门第，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使我们深度的认识孝的文化内涵，有效地改善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并直入国学核心，理解国学教育理念，运用国学教育智慧。
佛道精要与太极禅修
佛言空，道说无；佛破万相，道法自然；佛通中脉，道运周天。这对于开启见地，修炼身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太极者，大道之源，阴阳之母；禅修者，超越自我，空明静定。太极禅修，明理明法，阐发佛道精要，直入修炼核心，传授系统功法，运转周天，疏通经络，饱满精神，净化身心，唤醒潜能，开启智慧。
《论语》与儒家智慧
儒家是中华文明的显学与主流，《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孔子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蓓琪通过《论语》，我们可以走进这位哲人的内心，深入理解其具有恒久价值的精神与智慧。真正的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持经达变；真正的儒家，笃实光辉，乐天知命，修己安人，止于至善；真正的儒家，具备同情的理解，超越的精神，当下的生活，中庸的道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论语》透人生。让我们一同探寻孔子“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的境界。
《道德经》与太极功法修炼
老子《道德经》要我们尊道贵德，无为自然，虚静处下，上善若水；老子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些阴柔的哲学，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对于我们修身、齐家、治企，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老子《道德经》，不仅仅是修身处世的哲学，更蕴含着生命修炼的秘法，能帮我们提升能量，疏通经络，开启智慧。经典解读与太极功法修炼相结合，能让我们对于《道德经》有更深度的体悟。让我们一同探寻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金刚经》与禅修静定
《金刚经》是大乘佛法的核心经典，行无我大道，宗离相法门，能启发般若智，破除一切烦恼。禅修，即随分随力地修持践行“八正道”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逐渐减少烦恼困扰和贪嗔痴束缚，从而逐渐让心灵静定、净化、慈悲、觉悟。将经典与实修实证相结合，能够明理明法，启智开慧。
青少年文武双修冬夏令营
针对7-18岁孩子，能养成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与锻炼习惯，掌握基本功法，背诵并了解儒家与道家的部分经典，打开情怀，明确目标，提升反省能力、体察能力、表达能力与静定能力，并增进对父母的感恩之心。
郭昊龙博士简介：教育学博士，工学硕士，是杨叔子院士第一个文科类博士，并师从哲学家涂又光先生，文理兼备，文武兼修，学识博洽；致力于国学教育和推广，为若干大学、企业以及MBA班做过国学与教育培训，深得业界好评；是启明学堂创办者，启明书院院长。
国学教育纵横谈
启明书院郭昊龙博士，在世界脑力锦标赛培训班上的演讲，2014年5月于长沙
为学与为道，社会与文化，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战术与战略，脑力与心能，记忆与理解，有为与无为，中庸与高明……一堂系统的国学课程，后面问答更精彩！